他的话得到了总理的认同。李克强说：“的确，我们各种明目的‘费’太多，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，确实要进一步加快减轻企业负担。”
总理当即明确表示，今年国务院将专门对此开展督查。“一定要按规矩征收税费，不在清单里的税费决不能收。要通过刚性措施切实降低企业非税负担，削减税费征收的弹性空间。”
减税降费的空间来自哪里？李克强很笃定地说，政府要真正与企业“同甘共苦”，真正过“紧日子”。
“没有企业的发展，最终都是竭泽而渔。”总理要求，进一步压缩一般性公共支出，进一步提高支出效率。
“‘压’出来的钱用到哪儿呢？就是要用来给企业减轻负担！”总理说。
他6年前就曾建议继续减税
这已经不是高培勇第一次受邀进入中南海，对《政府工作报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发表意见。
据国务院网站消息，2011年1月20日至27日，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，征求对《政府工作报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和《十二五规划纲要（草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意见。
当时，任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的高培勇在会上表示，要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，财政支出更多向民生、“三农”和促进结构调整的领域倾斜。
温家宝在座谈会上讲了话。他感谢专家学者等社会各界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他说，大家畅所欲言，建言献策，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建议，对修改好《报告》稿、《纲要》稿和改进政府工作都有很大帮助，国务院将认真研究、吸收。
他说，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，是做好政府工作的重要前提。要健全重大事项决策的规则和程序，进一步完善群众参与、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。国务院在作出重大决策前，需要通过多种形式，直接听取民主党派、社会团体、专家学者、基层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
归根到底，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，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，我们做出的每一项决策，最高检验标准就是群众满意不满意，群众高兴不高兴，群众答应不答应。只有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，切实按照人民的意愿办事，我们的政府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
他给朱镕基讲课时没讲稿
除了参加国务院座谈会提建议，高培勇还曾给朱镕基讲过课。
据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《环球人物》杂志报道，1997年4月16日，高培勇第一次走进中南海。“高培勇同志，今天听你讲课的可能是你教学生涯中官阶最高的一批学生。但官阶高不等于学问高，论税收知识，我们都得听你的。别担心，尽管放开讲。”朱镕基的话让高培勇从容了许多。
没有讲稿，甚至没有打印好的提纲，像平时在学校上课一样，高培勇只带了一份手写的提纲。“看来今天我们要做笔记了。”朱镕基严肃地说。
高培勇很快进入了状态。始料不及的是，朱镕基开始发问：“你说中国的债务依存度已达到57.77%，我手上的数字却只有25%上下，你是如何算出来的？”高培勇微微愣了一下，旋即给出了答复。
过了一会儿，听高培勇讲到税收“缺位”和各种收费“越位”所带来的问题，朱镕基又问：“你描述的情况很严峻，提出的问题很尖锐。是不是确切？”虽然心里有点发毛，但来不及多想，高培勇带着一种学者“认死理”的本能回答道：“这是通过典型调查得到的数字，应当是确切的。”朱镕基点了点头。
接下去，高培勇的状态渐入佳境，不仅思维清晰，语言也生动起来。这期间，朱镕基又有几次发问，但都面带笑容。其他领导或频频点头，或忙着做笔记。
不知不觉，时间到了，拟定的内容也讲完了。
“高培勇教授讲得很好。他结合我国实际，言简意赅，深入浅出，使我们很受启发。讲课中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。”对高培勇的课，朱镕基做了这样的评价。
他是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
2011年3月，财政部主管的《中国财经报》刊发专访文章《高培勇：紧扣时代的脉搏》。
文章称，1959年1月，高培勇出生于天津市塘沽区一个普通小学教师家庭。高培勇从小跟随姥姥生活，姥姥身上所秉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品质，对高培勇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。
1967年春，高培勇走进学校，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，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。写本书，成为文学家，曾是高培勇那时的一个梦想。初中毕业后，高培勇进船厂做了一名工人，梦寐以求的是，有一天能作为工农兵学员走进大学。
1977年恢复高考。虽然只读到初中，虽然复习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，高培勇还是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。缺少数理化基础，就选文科。觉得经济是门对国家发展有点实用的学科，又常见政府部门挂着财政局的牌子，知道国家有个财政部，便认定财政应该比较重要。于是，高培勇成了天津财经学院财政学专业的一名学生。
在77级的学生中，19岁的高培勇是个典型的“小字辈”。当大多数同学进入政府机关或大型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时候，高培勇毫不犹豫地报考了硕士研究生，开始步入经济学研究的行列。
硕士毕业后，高培勇服从分配留在天津财院做了一名教员。以后则报考人民大学王传纶教授的博士生，并在取得学位后，成为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的一名教师。2003年春天，调任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。2016年12月21日，高培勇调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。
报道称，采访高培勇，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字，忙。在他的办公室里，山东大学经济学院、武汉大学财政金融中心……各种文件袋摆了一地，一一记录着他的仆仆风尘。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，电话声、敲门声不绝于耳。
难怪高培勇的妻子说，一辈子不忙的人少见，但像高培勇这样从来都忙的人更少见。高培勇却说，每当解决了一个问题，尤其自己的辛劳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作用，那种喜悦不是安逸的生活所能比拟的。
很想问问高培勇在生活中他是怎样一个人，终于没有说出口。谦逊、平易？他却说：“我哪儿有不平易的资本。”
他的一位研究生回忆道，“1997年6月我应约去他在人大的办公室谈我的硕士论文，给他带了一个水杯，他坚决回绝，非要等我答辩结束后再给他才行；1998年他作为东方之子接受央视东方时空采访，节目在全国播出时我打电话祝贺，他却一笑了之，表示不必过分看重和关心。”
他的另一位研究生表示，高老师在生活上非常随意，从吃上就可以看出来：爱吃醋溜白菜和醋溜土豆。
认为降低企业税需改税制结构
近一段时间，有关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之一、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“跑路”的消息持续刷屏，引发了人们减税降费的关注。
观海解局（微信ID：guanhaijieju）记者注意到，作为著名财税专家，高培勇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谈及减税。
12月29日，接受新华网采访时，高培勇说：“所有人都热衷于减税降费，但是殊不知不管是税还是费，从来都是和政府支出绑在一起的，我们总要问你拿什么去减费降税？”
高培勇表示，如按照此办法展开分析，政府支出不变，税收和收费减少，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是财政赤字的扩大，而财政赤字扩大是必须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去弥补的。
这位深耕财税领域研究30多年的专家表示，未来减税可能是第一位的，但减税必须与减支捆绑操作，只有把减税和减少支出同时考虑在内，才能够实现降成本的政策。
2016年12月28日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“财经战略年会2016”上，高培勇表示，从宏观税负，即企业和个人所交的税总和来看，中国的宏观税负不比欧美国家高。但是，中国90%的税收是落在企业身上的，这是导致企业税负重的原因。
与中国不同，欧洲国家大体上55%是个人缴纳的税收。要把企业税降下来，首先需要改变税制结构。但问题是：“我们更多的百姓愿不愿意改这样一种结构。”